編者按

        “網上的群眾路線，報上的智庫解答。”2月19日夜，當在電腦上鍵入這句話，我們心懷的，是在互聯網時代“開門辦報”、以專家觀點回應民眾關切的真摯愿望；我們力行的，是激活傳統紙媒思想文化優勢、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的光明正道。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民是發展的主體。人民群眾渴求了解什么，媒體自當盡力聚焦什么。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離不開群眾視角、人民情懷；讓黨的聲音傳得更開、傳得更廣、傳得更深入，不可缺理論闡釋、專家解惑。由此，我們在《光明視野》版引入智庫專家答問新形式，著力搭建新時代溝通線上線下、連接黨心民心的橋梁紐帶。

        每一期，我們將在光明日報客戶端、官方微信、微博，光明網等平臺發布話題征集啟事，廣泛采集網友提問，并邀請各界專家“聽題答卷”，提供理論厚度、現實熱度、專業高度的權威解答。我們背后，是光明智庫廣泛聯絡的全國700余家智庫、一萬余名智庫專家；我們腳下，是光明日報70年辦報形成的思想理論積累。請您提問，我們始終在線等。

　　
        首期話題，讓我們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用三期答問帶您看清這片活力熱土的蓬勃現實與美好未來。

        網友關注：

        ●粵港澳三地同宗同源又各個不同，怎樣建設才能產生真正的“化學反應”，加速整體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醫治“大城市病”有沒有幫助？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香港經濟？

 　　●怎樣通過大灣區建設，讓港澳地區更好地參加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

        答問專家：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 陳廣漢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 毛艷華

　　 暨南大學廣州自貿區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廣州南沙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基地主任 杜金珉

        “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光明智庫：“國際一流灣區”“世界級城市群”，這是網友們談到2月18日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時特別感興趣的關鍵詞。有人問，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其他城市群相比有什么不一樣，為什么重要？

        陳廣漢：“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兩個“最”字點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特殊重要性。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將在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支撐引領作用。

　　 首先，構建開放型區域協調創新共同體，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上發揮引領作用。近年來，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深圳的表現尤為突出。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政策和措施，港澳與珠三角城市之間科技合作不斷推進。

　　 其次，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在新時代開放性格局新范式形成中發揮引領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和澳門成為內地吸引國際投資和開展國際貿易的重要橋梁，而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區域一直走在對外開放前列。三地攜手，有望打造中國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國際經貿合作和國際經濟治理的新平臺。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力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這一舉措不僅為香港和澳門工商界探索發展新路向、尋找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提供了機遇，也有利于保持港澳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毛艷華：相比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擁有灣區經濟的獨特優勢。首先是獨特的開放優勢；其次是天然的創新優勢——香港擁有國際化創新資源和金融市場，珠三角擁有高科技制造業體系；最后是高度的國際化——香港的營商環境與國際高度接軌，擁有一批熟悉國際經貿規則的人才。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將香港的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營商環境優勢與珠三角的人才、產業和科技相配合，可以實現體制和生產要素的更優組合。

　　 杜金岷：對港澳而言，大灣區建設是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的重大機遇；對廣東來說，建設大灣區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大機遇、大文章。無論在土地面積、人口規模、城鎮化率、港口運力還是在產業競爭力方面，大灣區都堪與其他世界級城市群、一流灣區比肩，有望成為帶動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粵港澳大灣區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關鍵角色。這里歷史上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可充分發揮其港口、金融、貿易、制造業等優勢，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承認和尊重差異，善用“兩制”之利

　　 光明智庫：《規劃綱要》中對三地給出了明確定位。然而，三地有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經濟發展程度及社會管理模式各有差異。網友們普遍關心：怎么認識這種差異，怎樣處理好差異帶來的問題？

　　 陳廣漢：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機制的最大特點是“一國兩制”。這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既不同于國際區域合作，也不同于國內省際區域合作。實踐表明，經濟體制的差異性可以在區域合作中產生制度互補收益，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優勢，需要承認和尊重這種差異；同時，制度差異性也會在區域合作中產生制度摩擦與成本，因此需要學會善用“兩制”之利。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追求制度互補的收益最大化和制度摩擦導致的成本最小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合作體制機制創新的重要目標。實現這一目標，應該在兩方面發力：

　　 一是在服務業的開放和人流、物流、資金及信息自由流動方面先行先試。在專業服務、銀行和保險、通關制度等領域創新合作模式，促進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不斷減少并最終消除港澳居民在珠三角發展和生活的障礙，實現資源高效配置。

　　 二是以跨境邊界區和自貿區為突破口，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范區建設新模式。在港深交接的河套地區建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在澳門和珠海交界的橫琴自貿區按照“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管理”的原則，落實分線管理模式。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疊加優勢，推動珠三角與港澳體制機制對接。具體包括：以前海為依托，重點推動粵港深度合作，建設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范窗口、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和國際性樞紐港；以南沙為依托，推動粵港澳優質生活圈示范區建設，試點制定更加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等；橫琴片區重點推動粵澳深度合作，建設文化教育開放先導區、國際商務服務休閑旅游基地和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載體，推進珠澳跨境工業區、粵澳產業園、粵澳信息港、廣東海洋經濟綜合示范區和橫琴國際休閑旅游島等重大項目建設。

　　 毛艷華：粵港澳大灣區是推動“一國兩制”的新實踐，要辯證看待灣區建設所面臨的制度性差異。要依據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精神，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推動區域合作體制機制創新，謀求三地合作的“最大公約數”，針對不同的體制機制障礙對癥下藥，構建連接三地的體制通道。

　　 例如，應探索粵港澳合作的法治框架。首先，要明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法律基礎。建議從國家立法層面，或通過授權立法方式明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行政協議的法律基礎。鼓勵港澳地區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及時將行政協議轉化為在港澳受認可的法律。其次，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長效機制。最后，健全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爭端解決機制。

　　 杜金岷：在有差異的條件下推進大灣區合作，有望產生真正的“化學反應”，加速推進發展。建議加強文化交流互動，提升三地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加強經濟、科技聯動，實現三方互利，優化制造業布局，提升廣東省承接、轉化港澳高新技術的能力，實現三地產業鏈的嵌合，提升廣東同港澳地區的經濟關聯擬合度。在經濟上實現融合發展后，大灣區的“聚合力”將逐步增強。

        重在推進合作體制和機制創新

　　 光明智庫：有差異性，更要注重協調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強政策協調和規劃銜接”。三地協調和銜接的成效怎樣，還有哪些要啃的“硬骨頭”，又該怎么啃？

　　 陳廣漢：2018年，中央正式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大灣區建設進入新階段；同時，一系列人流、物流、資金流的互聯互通措施正式實施。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重在推進合作體制和機制創新，保證市場在經貿合作和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而重大基礎設施和合作體制機制的創新，都需要中央和粵港澳三地政府的規劃與協調。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智庫、行業協會、企業作用，實現民間平等交流、友好協商，共同推動合作發展。

　　 杜金岷：三地的協調發展，集中體現在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的建設上。例如，建設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廣州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區、珠海橫琴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等；建立起了一批特色合作平臺，將珠三角同港澳地區的發展串聯起來，形成了更大口徑的國際開放陣營；以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系列協議框架為基礎，推動市場一體化和對外開放。但珠三角內部還不同程度存在著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的統籌層級依舊以市為單位的現象。這種體系阻礙了人才高效流動，制約大灣區協調發展。

　　 毛艷華：推動體制機制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的核心問題，目前要啃的“硬骨頭”至少有三塊：

　　 第一，實現要素的跨境順暢流通。建議加快針對性研究，破解市場一體化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灣區人才、物資、資金、信息等要素順暢流動。

　　 第二，區內營商規則對接。建議發揮廣東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優勢，深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試驗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加快探索形成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第三，區域合作機制創新。建議整合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和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兩個聯席會議的功能，探索成立粵港澳合作聯席會議，完善省區層面的協調機制與對話框架，共同研究基礎設施建設、科技裝備設施布局、重點產業創新合作、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問題，加強規劃銜接。

        提出解決“大城市病”的中國方案

　　 光明智庫：“大城市病”是城市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煩惱。有廣州網友問：大灣區建設對醫治“大城市病”有沒有幫助，群眾能有什么樣的期待？

　　 毛艷華：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廣州和深圳兩個常住人口超1000萬的超大城市以及數個特大城市，“大城市病”不可小視。

　　 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都曾經歷過嚴重的“大城市病”。為“治病”，紐約灣區采取了跨行政區的組織協調以強化規劃實施力度、加強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興建公共住房等措施；東京灣區采取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強公共交通建設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

　　 相比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人口更多、面積更大，城市群空間結構呈現多中心特征，三地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社會管理模式又有差異，跨區域協調的難度更大。因此，《規劃綱要》從多個維度提出了解決“大城市病”的中國方案。

　　 首先，優化空間布局。“極點帶動，軸帶支撐”的區域經濟和城市空間格局的構建，有利于實現城市群更高水平和更高質量發展，強化區域對外圍地區的輻射和帶動效應，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現。

　　 其次，明確各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強化灣區內部產業分工合作。產業結構是影響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人隨產業走”，促進產業分工協調將有助于引導人口在灣區內部有序流動，緩解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壓力。

　　 再次，促進基礎設施網絡化。這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重中之重。通達的基礎設施網絡有助于提高城市群次中心吸引力，引導人口向次中心城市流動，緩解灣區“大城市病”。

　　 陳廣漢：對粵港澳大灣區來說，實施由核心大城市帶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戰略，合理疏解功能聚集，可以阻止城市過度膨脹，改善單中心規劃模式，保障和諧宜居生活環境。

　　 按這一要求，就要建立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和合作機制，建設綠色低碳灣區。要更加注重維護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提供更高質量的環境公共產品；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建設智慧城市、數字灣區。交通、能源、通信、建筑、生產和物流、政府治理、安全、水基礎設施8個子系統的技術和服務創新，將極大改善交通擁堵、噪音問題，為居民提供更智能、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原文鏈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02/20/nbs.D110000gmrb_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