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欽，著名戲曲史家、古代文學學者，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61年9月本科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師從王起（季思）教授攻讀宋元明清文學（以戲曲為主）研究生。學術專長為中國戲曲史教學與研究。

4月11日，由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協辦的世界讀書日活動——“今天我們該如何讀關漢卿”主題報告暨《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新書發布會在中山大學中文堂舉辦。

《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由中山大學教授吳國欽歷時多年修訂完成，是對1988年版《關漢卿全集》校注本的全面升級。全書收錄關漢卿現存18部雜劇與散曲，增補3部雜劇殘曲、1部散曲殘篇，附錄關漢卿生平及評論資料摘編，內容翔實、考據嚴謹，是關漢卿研究領域的集大成之作。

“讀關漢卿不僅是讀歷史，更是讀人性。”吳國欽表示，關漢卿以雜劇創作作為表達自我與反映社會的窗口，其筆下的底層女性形象與市民意識，既是元代社會的縮影，也是對人性尊嚴的永恒追問。

應該如何讀關漢卿？為何至今未形成專門的“關學”？近日，吳國欽教授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獨家專訪——

重新審視關漢卿的每一部戲

羊城晚報：您在1988年出版了《關漢卿全集》校注本，時隔三十余年出版新編全集，有何機緣？

吳國欽：這要從1980年開始說起，當年王起（季思）老師帶領蘇寰中、黃天驥和我三位年輕教師出版了《元雜劇選注》，1985年又出版了《中國戲曲選（上、中、下）》。在這兩部著作中，我負責編寫關漢卿劇作的部分，這為我之后撰寫《關漢卿全集》校注本打下了基礎。

從1988年到現在已經過去30多年，再翻看《關漢卿全集》校注本，發現有一些不足。時代發生變化，我們的思想觀念也隨之變化，應該讓讀者看到符合當下思想的關漢卿劇作，重新審視他的每一部戲。

2023年年初，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考慮到30多年來學界未有新的、便于讀者使用的關漢卿作品校注本問世，決定重新編排，由我寫作關漢卿每部作品的導讀，重新審訂注文與校勘記，成為今天這本《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

羊城晚報：此番新編校注關漢卿全集，有何甘苦？

吳國欽：校注古籍是叫人喜憂參半的事情，有時為了一個詞語或某個故實，要先從《詞源》開始查閱，然后查《中文大辭典》，查不到再去圖書館翻《大漢和辭典》。如此努力、努力再努力，卻不一定有收獲。當然，有時找到某一難僻字的解釋后，豁然開朗。所以說校注過程甘苦參半。

羊城晚報：相較1988年版本，《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增補了三部雜劇殘曲以及一部套數殘曲，這些增補出于怎樣的考慮？

吳國欽：當古籍流傳下來的版本不全、記載不同時，應該收錄哪些作品、如何收錄，這是學界的一個普遍性問題。目前學術界一致意見是寧可收錯不要收漏，先把關漢卿寫的作品、針對關漢卿的史料記載收錄進來，供后人甄辨研究。

羊城晚報：關漢卿最為人熟知的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在兩個版本的全集中均以臧晉叔的《元曲選》為底本，在底本選取上有何依據？

吳國欽：該劇現存版本主要有明代陳與郊編、萬歷十六年(1588）龍峰徐氏刊刻《古名家雜劇》本，明代孟稱舜編《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本和明代臧晉叔編《元曲選》本。臧晉叔曾參照多種藏本進行加工校訂，故關漢卿劇作的諸版本中，以臧本為最佳。

“紅學”像海洋，關劇像瀑布

羊城晚報：今天我們應該如何重新認識關漢卿及其劇作？

吳國欽：關漢卿自嘲為“江湖浪子”，這是他跟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等前代作家不同的個性所在。他不是一名封建士大夫，不向文人情調靠攏，而向市民趣味傾斜。

元代前期約40年沒有舉行科舉考試，關漢卿失去了科舉的“上天梯”，只好淪落到勾欄瓦舍為倡優寫唱本、寫雜劇。他一生寫了60多種雜劇，但元雜劇里司空見慣的神仙道化劇、山林隱逸劇是他從未觸及的，因為他對虛無縹緲的世界沒有興趣。

不管是《竇娥冤》還是《蝴蝶夢》，他的公案戲都是通過人物遭際揭示悲劇根源，表達市民階層“法平等”的意識，尤其是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同情；在僅存的18部關劇中，旦本就占了12本，《竇娥冤》的竇娥、《救風塵》的趙盼兒、《蝴蝶夢》的王婆、《五侯宴》的王嫂等，她們都是社會底層女性。

關漢卿對底層百姓有著特別的關注，為弱者戰勝強者、公理戰勝強權鼓與呼，寫出了多部眼睛向下、反映現實的杰出作品，實際上開創了元明清市民文學的先河。

羊城晚報：夏衍在上世紀50年代末提出“關學”，與西方莎士比亞的“莎學”對舉。如今60多年過去了，這一學問似乎仍未形成？

吳國欽：原因有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漢卿本人的生平史料很少，《錄鬼簿》僅有11字記載：“大都人，號已齋叟，太醫院尹”，最后四字究竟是“太醫院尹”還是“太醫院戶”，至今仍未有定論。

其次是關漢卿的作品表述直白而強烈，不像《紅樓夢》那樣博大精深，充滿“迷宮式”的內容與人物，可以令人去探究深挖，甚至鉆牛角尖，因此形成一門專門的“紅學”學問。我曾作過一個比喻，“紅學”像海洋，浩瀚深邃，不易捉摸；關劇則如“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壯觀、震撼、奔瀉直下，不存在謎一般的內容與人物。

羊城晚報：從《中國戲曲史漫話》到《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您都注重作品的形式創新、通俗易懂，這是否和您多年堅守三尺講臺有關？

吳國欽：我在中大中文系任教幾十年，發現很多學生剛開始讀劇本時會產生畏難情緒，讀不進去。關漢卿的雜劇廣泛展示了宋元時代的婚嫁禮儀、歲時節令、衣食住行等諸多習俗，但也給讀者帶來一定的閱讀挑戰。比如元雜劇里的角色行當和傳統的生旦凈丑不同，將“生”稱為“末”，還有“孛老”“卜兒”等雜當。

因此，在重新編排之初，我就把《新編關漢卿全集校注》的閱讀對象定為高校師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師。希望達到一定閱讀門檻的讀者，能夠更深入和直接地了解關漢卿及其劇作，投身到經典文化的研習之中。

“小狗”也可以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

羊城晚報：您最初是如何走上戲曲研究道路的呢？

吳國欽：我是汕頭人，家住在福平路尾，離大觀園戲院只要五分鐘的路程。大觀園戲院建于1929年，是汕頭開埠后建的第一家戲院，可容納觀眾座位約1400個。我曾在大觀園門口鋪一張報紙，用竹篾盛著花生賣給來看戲的人。

因為家里經濟拮據，盡管父母都是戲迷，但沒有多少閑錢可以看戲。好在家離中山公園也很近，那里的大同游藝場也經常有演出，每天下午在每一場戲的最后半小時便允許人們隨意進出，小孩子們都會在那時一擁而入。那是難得的不用花錢又可以看戲的機會。得益于此，我看了相當多的戲，主要是潮劇，也有不少外地的劇種，比如廣東漢劇、福建梨園戲、福建薌劇、海陸豐正字戲、白字戲等。

后來走上戲曲研究之路，主要是個人興趣和導師王起先生的引導。讀高中時，我在報紙上知道中山大學有一位“王起老師”，還有一位“王季思老師”，名氣都很大，來到中大以后才搞清楚他們原來是同一人。知道學校里有這么知名的戲曲專家，特別高興，也愈加崇拜王老師。從1961年開始，我跟隨王起先生攻讀研究生，1965年畢業后留校任教。

羊城晚報：能否談談您與王起老師的故事？

吳國欽：有一次我去看王老師，發現他在大熱天里戴著口罩。我問老師是不是感冒了，他說不是。原來他當時正在審校《全元戲曲》書稿，因為口涎失禁，經常不自覺地流下來，怕弄濕了書稿，又不肯停下工作，只能戴著口罩堅持校對書稿，每隔一個小時就換一只口罩。他當時已經80多歲了，還這樣堅持工作、辛勞付出，這個場面直至今天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歷歷在目。

在最后的時光里，他在病榻上仍堅持寫詩。他先在腦海中構思，然后讓兒子用耳朵湊近他的嘴巴，聽清每個字后記下來，一首七言絕句28字，花費一個多小時才完成。這是真正的活到老、學到老。

羊城晚報：您退休后并沒有停下研究的腳步，2015年與林淳鈞老師編著了《潮劇史》，2018年出版了《古代戲曲與潮劇論集》，如今又有新作面世。這樣滿懷熱情、執著追求的動力從何而來？

吳國欽：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對戲曲研究有興趣，要滿腔熱情，在此基礎上要多看戲、多讀書、多摘錄。我很欣賞莫泊桑關于“大狗小狗”的說法，他曾說：“自從契科夫把小說寫得如此精妙之后，要超過他實在不容易。不過，世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應因為有大狗的存在而自慚形穢。無論大狗小狗都應該叫，就用上帝賜給它們的嗓子叫好了。”我認為他說得很對，“小狗”也可以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

羊城晚報：未來您還有怎樣的創作計劃？

吳國欽：我現在是“80后”了，因為身體和精神狀況不佳，目前沒有大的寫作計劃。平日里喝喝茶、看看書，偶爾寫點隨筆，前段時間寫了一篇《為什么王國維說元雜劇“為一代之絕作”》，發表在《羊城晚報》上。

羊城晚報：感謝吳老師，我留意到您桌邊的籃子里還放有一份《羊城晚報》。

吳國欽：我讀本科時家境貧困，盡管拿到了伙食費、生活費的甲等助學金，只夠用在理發、買牙膏牙刷等基本生活用品上。后來我就嘗試寫文章投稿給《羊城晚報》，沒想到被選用了，一下子得到了6元稿費。當時一個月生活費補貼才3元，于是我很“闊綽”地買了人生中第一支鋼筆，一支比較像樣的永生牌金筆。

羊城晚報：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您對于正在讀書、做學問的年輕人，會給他們什么樣的閱讀建議？

吳國欽：不要滿足于淺層次的快餐文化，多閱讀經典，閱讀古今中外眾多不朽的經典，乃是人生一大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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